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为我国的经济事业、公共卫生事业、医疗健康事业、养老保障事业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带来了较多压力与问题。
(资料图)
在老龄化带来的众多问题当中， 老年人抑郁则是老龄化不断推进过程中愈发明显的老年人重要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为一种老年人因无法应对外部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如果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过高，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指数，使得老年人意志活动消退，对生活中不确定事件过分担忧。
如果后期干预不够及时有效，老年抑郁还容易造成老年人之后的认知能力下降或者出现老年痴呆症状，甚至可能造成老年人自杀，严重危害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
有研究表明， 情绪障碍是老年人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74岁以上自杀的老年人中有80%存在抑郁综合症。
虽然老年人的身体疾病和残疾状况增加了自杀风险，但其影响是由抑郁情绪显著介导的。
另外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成年人对照组，老年人群患有抑郁症的比例会相对更高，可见老年人抑郁不仅仅是一种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甚至会对老年人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呈现出一个逐年增加的态势，这意味着尽管老年人的整体生活条件在不断变好，但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却呈现出逐年变差的整体趋势。
老年抑郁的危害性已经是显而易见，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健康老龄化，对老年人抑郁的关注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老年人抑郁的讨论层出不穷，而其中讨论最多的当属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
研究容易发现，目前对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老年人现时面对的情况，即聚焦于老年人老年时期的影响因素。
而这些因素又大体可以分为老年人 个体因素与外部结构性因素 两个大类。
但从老年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出发讨论老年人抑郁水平的研究数量较少。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利用生命历程理论讨论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性事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抑郁情绪的影响。
但是无论在研究的时间跨度还是研究的数量上都略显单薄，研究童年时期经历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状况更是寥寥无几。
童年作为人一生中重要的生命阶段，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都对于个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从童年友谊出发，希望进一步探索童年友谊对老年时期抑郁水平的具体影响机制。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带来了一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问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几十年发病率越来越高的老年抑郁。
众多研究均表明， 老年人抑郁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在Morita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社区老年人中临床相关抑郁症状的患病率甚至高达7.2%–49.0%。
随着老年抑郁人群基数与增速的不断上升，让老年抑郁这一问题在近些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老年人抑郁通常表现为不快乐、对周边生活失去兴趣、长久的内疚感或自卑感、睡眠不安或食欲不振、容易疲劳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
老年抑郁属于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却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与生活质量，即使可以通过专业手段进行治疗产生好转，却有着很强的复发性。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老年人出现认知障碍，甚至产生自杀这样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人抑郁的关注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
目前学界评估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研究大多依赖于老年抑郁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等。
此外，Domènech指出目前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在身心健康结构中的参与已得到广泛认可。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相关的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风险因素，以便能够对老年人抑郁进行调整和干预。
通过文献研究容易发现，在目前学界的研究中老年人抑郁水平影响因素无论如何划分，都可以大致分为老年人个体因素与外部结构性因素两个大类。
许多研究者认为，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进行讨论， 健康水平或许为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对于其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身体健康最直观的体现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方面，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越强，对于各方照料的需求越低，其心理健康水平往往更佳，反之则更差。
慢性病也是反映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 ，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会相对较低，有研究指出慢性病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功能受限、神经症、高血压、关节炎症等慢性病对于老年抑郁的负向影响作用非常显著。
其次，性别是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重要因素，中老年人群相比于年轻群体更容易有抑郁情绪，而中老年群体中的女性群体，则比男性老年人更容易患有精神类疾病。
其最突出表现即为抑郁症，在众多老年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中， 女性抑郁水平高于男性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验证。
另外有许多研究中表明老年人的睡眠质量与抑郁水平也有一定关系，抑郁症可能引起睡眠问题，睡眠问题可能引起或促成抑郁症，二者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睡眠时间也与老年人抑郁具有双向关系，一方面，睡眠时间短是诱发抑郁症发病或者复发的危险因素，另一方面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导致睡眠时间缩短，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讨论老年人抑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一些国外的研究也将老年人抑郁水平与老年人性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认为抑郁与性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
但在我国的各项研究中，性生活满意度始终未曾被列入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探究序列。
在学界对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外部影响因素讨论中，可以大致概括为家庭方面、社会方面等两个主要方面。 其中最突出表现在老年时期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以及社会文化影响等。
家庭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较为紧密，而这种家庭支持更突出地体现在来自子女的支持而非父母支持方面。
一般而言，子女支持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罹患抑郁症的几率就会越低，这种子女支持又可以分为情感方面支持与经济方面支持两种。
情感方面支持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日常关心、联系频率、相处状况等。经济方面支持一般指子女对父母的金钱或者物质支持。
有研究指出子女支持方式中的情感支持与服务支持的正向作用远远大于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情绪的作用，与子女的情感支持相比，子女的经济支持在多数情况下影响甚至并不显著。
而当中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较差时，他们会出现较严重的抑郁症状。
同时也已经有许多研究证明，不平衡的家庭类型与老年人抑郁密切相关，这种“不平衡的家庭类型”主要是指不牢固的家庭关系，例如失去子女，或者家庭关系较差等等的失衡状态。
与之相反的是牢固的家庭关系可以在老年人的身体、情感、经济等方面提供支持，这可以大大降低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概率。
其次，居住方式是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重要因素，子女是否与父母同住、与父母同住子女的性别与数量、老人自身是否与配偶同住，也会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老年人儿童时期其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预测其中晚年时期的抑郁症发病情况。
儿童早年过多地暴露于父母的精神痛苦中，或者儿童期遭受身体虐待的风险越高，也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其在中老年时期表现出抑郁情绪。
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社区邻里关系也与老年人抑郁有一定关联。
有研究从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参与两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特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及其机制。
认为生活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区的中国老年人更容易与邻居互动，从而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社会凝聚力，而高社会凝聚力与较低的老年抑郁率相关。
另外，老年人在其所属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社会资本与老年人抑郁之间，有着显著的中介与调节效应。
同时， 代际关系和家庭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
社会文化则属于被关注较少却也比较新颖的影响因素，例如宗族文化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宗族文化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有显著的负性影响，即宗族文化影响越强的地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低，同时这种影响不具有性别差异。
此外，在正规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的村庄，宗族文化对改善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也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宗族文化有关的非正式机构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但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老年人抑郁问题中的讨论仍属冰山一角。
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广泛且全面，基本涵盖了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重要因素。
对比我国与国外对老年人抑郁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容易发现国内研究 更倾向于研究外部结构性影响因素。
例如家庭因素、子女支持、居住方式、社区影响、经济水平等等，对于老年人自身的影响因素大多时候作为控制变量或提到较少。
而国外研究中则更偏向于研究老年人的自身原因，例如对睡眠、慢性病、性别等方面的研究。
二、童年经历与老年抑郁
童年逆境与老年抑郁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童年经历尤其是童年逆境与个体后期的精神健康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
最近一些应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研究表明：
不良的童年经历，例如失去父母或父母离婚、家庭虐待、精神困境、自杀念头以及其他类型的家庭功能失调和社会剥夺，可以预测其未来的老年抑郁水平。
童年经历，尤其是儿童时期的不良经历或者创伤经历与人一生中的许多负面结果有关，这种负面结果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
从生理层面来说，早期压力会导致中年疲劳增加和成年肥胖症。
此外，童年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青少年和青少年成年以后的抑郁水平发展有关，有研究已经证明童年逆境对于其成年之后是否有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
儿童期遭受虐待更是一再被证明会导致一系列的抑郁脆弱性因素，如人际功能紊乱、情绪调节困难或成年人的认知改变等。
此外，在儿童期遭受虐待也是导致老年抑郁症和影响“五大”人格特征正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儿童时期遭受的情绪虐待与身体虐待对于其老年抑郁水平的影响有一定差异，童年时期遭受过情绪虐待的老年人更容易患严重型抑郁症。
童年时期遭受过身体虐待的老年人相对而言所患的抑郁症程度更低。
在该研究中认为，情绪虐待和忽视很可能是儿童虐待的主要类型，并且对老年人未来的抑郁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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